摘要:一些理论家认为,郭敬明为代表的畅销书籍在文艺消费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缺憾。事实上,消费民主文化、造粉工程、受众内心缺失促成了受众的粉丝文化;行业竞争、网络娱乐竞争促成了书企营销工程的打造;消费市场中的作家功能、作家自身发展、文化产业导向促成了作者明星身份。在受众粉丝文化、书企营销工程、作者明星身份的三重影响下,郭敬明的畅销书必然要顺应资本权力来实现其畅销。

关键词:消费文化;当代文艺话语;资本权力;郭敬明畅销书籍

郭敬明一夜暴富,被理论界关注。不少评论家认为,当前的一些文艺消费中存在着非理性行为,郭敬明为代表的畅销书语言简单、作品意义与社会现实的缠绕度较低。如蒋承勇在《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撰文认为,太多的炒作、太多消费文化的影响,左右着文学传播,败坏了文学品味,当今的一些产业化的文学在不断传递负能量,一些作家创作出弥漫着欲望和血腥的产业化“作品”奉献给读者,让作者与读者彼此都置身于非理性的喧嚣和本能的狂欢之中。[1]本文以郭敬明的相关文艺作品为研究对象,从粉丝文化、营销工程、身份认同等角度入手来为资本权力视域下的郭敬明文艺作品畅销密码正名,从而为消费文化对当代文艺传播的影响现象进行深度解读。

一、受众:粉丝文化

当今文学消费的受众主力是粉丝,不光歌星、体育明星等文化偶像拥有广大的市场,不少学者、作家也凭借文化产业的动力建立起自己的市场。单从销量看,郭敬明的文学作品一直位居中国畅销书的前列,郭敬明在2001、2002年连续两年蝉联“新概念作文大赛”冠军,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获得7次内地图书销售的年度总冠军。[2]1999-2015年期间的畅销书排行中,郭敬明的著作几乎年年上榜,位居前15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8-2010年包括《折纸时代》、《虚铜时代》、《刺金时代》的《小时代》系列三部曲长篇小说,仅仅2008年的第一部《折纸时代》,前三天就创造了2008年度的全国第一销量。依托畅销的脚本,2011-2015年,《小时代》三部曲被分拆,改编成《小时代1》、《小时代2》、《小时代3》、《小时代4》电影四部曲,获得18亿的票房。不少文学调查显示,郭敬明一直是众多青少年粉丝喜欢的作家。①其文本渗透力十分显赫,从城市到农村,到处遍布粉丝。

在资本的刺激下,当下的粉丝促使郭敬明成为作家并进入市场逻辑的泥潭。粉丝必须不断去制造一些和偶像相关的事物,以此拉近和偶像郭敬明之间的距离。虽然粉丝和偶像郭敬明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小,但是不可能完全消失,他们与郭敬明之间的距离不是一般的物体距离,而是阶层差异所带来的区隔。在实际生活中,郭敬明和粉丝属于不同的阶层,但在消费主义刺激下,两者则会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携手长袖共舞。两者鸿沟明显,但是粉丝日常却不会觉察到;不少粉丝沉湎于消费文化所带来的快感,成为偶像经济的买单人。

郭敬明的粉丝起源并非偶然,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一方面,粉丝代表了一种消费民主的实现,在当前物质极为丰富的社会,原先的消费领域不再是某些特权阶层所独有的,而是粉丝消费的场所,粉丝的生活显得丰富自由,消费主义给粉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使得粉丝具备了表达满足感和较强的消费自由,这是消费民主的体现。粉丝的消费行为创造出自身的积极意义,而并不被资本意识所操纵。从粉丝这个角度来看,包括消费主义在内的粉丝文化是具备较强的积极意义的。粉丝的权力是粉丝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其作为个体的消费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作为个体,每个人都有权实现自身的需求与愿望,这种需求与愿望不该被外部的权威所压抑或剥夺。从资本自由市场角度来看,粉丝个体的利益只有通过自由资本市场才能被解放,通过资本市场的竞争,粉丝能够实现较强的利益保障。在资本市场的价格与竞争机制中,生产者必须服从和适应受众的安排,资本市场充当着一种外在权威,而不是一种社会合作方式,市场体现为对粉丝个人的保障。

另一方面,今日之娱乐不是传统的“造星”,而是“造粉”,“粉丝”不是简单地去追随偶像,而是拥有很大的能量,能在“造星”中发挥极强的作用。大众媒体时代,名人偶像的形成或失去必须由受众做出决定。虽然粉丝对明星产生迷狂与执着,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处于后追星时代,粉丝的出现已经打破了传统的造星格局,完成传受双方的高度互动,并带来传播格局的再造。粉丝们不是“沙发上的土豆”,而是带有较多思考和批判意识的群体,具备强大的互动性。在百度贴吧,粉丝可以自己给自己一个网络据点,并且自立门户,为个人喜爱的郭敬明欢呼雀跃或对个人不喜欢的明星嗤之以鼻。在贴吧部落,每个成员可以选择不同的部落,这些部落可以作为众人的聚集地相互不断分享资讯,对与郭敬明有关的人和事进行评论。媒体的相关从业人员也要进入粉丝群体和粉丝进行互动,在粉丝的队伍极其壮大时,大众媒体的话语权也移交到粉丝那里。粉丝十分热情地参与到传播者行列,进行明星形象的塑造。